(27)正当程序还应该包括及时作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也需要防止宪法学研究中所可能出现的留学国别主义。第二个问题是规范原理上的买办主义，或者说次殖民地主义。

这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倾向，导致宪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受到了忽视，体系化的宪法理论也难以成立。这个阶段未必是海晏河清的大同世界，然而作为一种蓝图而言，彼时的中国将可能建立起一种以宪法为核心的稳定秩序，而且这种宪法本身具有规范宪法的特征，各种社会利益的诉求能够在其中得到了整合，公共权力也能在宪法框架之内运行有度。在此试举一例：关于近年来多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参与推动一些宗教活动（如建造宗教圣像、举行公祭等）是否违宪的问题，有宪法学者曾予以有益的探讨，但其中也有学者直接把美国式的政教分离原理引进来，得出政府的行为违反了这个原则的结论，而对中国现行宪法上是否存在政教分离原理的规范基础，则语焉不详。其特点是颇为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政府学、管理学等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宪法学研究，而作为一位物理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张千帆教授本人也明确声明宪法学是一门科学。第一个矛盾是文本与现实的矛盾，其实就是宪法的效力性与实效性之间的矛盾。

毋庸否认，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之外，也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美国当代主流宪法学家却伯（L.H. Tribe）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宪法（Invisible Constitution），[2]也就是说，我们的实在宪法，是由某种隐形宪法与显形宪法（即现行宪法文本）一起构成的，并形成了宪法的某种日偏食结构，即显形宪法反而被隐形宪法所遮蔽的现象。出身法国者，必对Duguit之学说服膺拳拳。但同时，现在通行的体例似乎不能容括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例如行政管制、人权保障和对良好行政的追求，公物的管理和利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建构，等等。

高秦伟介绍了美国谢弗林案所体现的对行政政策的司法审查[10]。[1]后两种属于何勤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性的评论还非常欠缺，学术批评更需要加强。最近两年研究有所深入。

还有一些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复议法》等其他拟议制定或者修改的法律进行了讨论。[73]王锡锌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为例，分析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政府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

WTO规则对中国行政法影响的研究，继续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期待更多方法科学、成果扎实的实证研究文章乃至专著面世。不少文章暴露了作者缺少尊重学术传统、追求学术创新的清醒意识。[43]王锡锌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行政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问题[44]，而且直接参与了《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的起草，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成果。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2005/5）、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研讨会（2005/9）和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2006/7）。[28]对于这类抽象的、甚至思辨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如果不满足于纯粹原理的阐述，如何寻找一个好的讨论路径仍然需要探索。叶必丰《从行政许可法看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46]刘莘《行政复议制度近期可能的改革》，《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另参见《行政法论丛》第8卷、第9卷上金自宁、王新艳、王卫明、查庆九、苏西刚、张吕好、赵永伟等人的文章。竺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案若干程序问题评析》，《法学》2005年第7期。

[37]信春鹰主编《WTO与中国行政法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以及相关评论。

这两年中面世的著作有朱新力的《司法审查的基准：探索行政诉讼的裁判技术》，孔祥俊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行政行为可诉性、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宋随军、梁凤云主编的《行政诉讼证据案例与评析》，刘俊祥主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李国慧等的《法官的逻辑与经验：行政诉讼十大问题硏究》。编者把该书定位为一本综合性、系统性兼具研究性的教科书，其目的不仅在于向读者介绍和传授关于行政法的一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努力汇集和反映20年来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编者说明）。[12]何海波《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个案研究开展得不够，案例分析大多停留在解说、论证判决依据上，缺少对制度原理的挖掘。不同职业和学术背景的人士共同参与行政法学研究，促进了行政法学的繁荣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交流。除了后面谈到的教科书和各类专著，有两套书值得在此提及。

王名扬写于10年前却未能完稿的《比较行政法》，也被正式出版。[51]杨小君、黄全《机动车牌照拍卖行为的合法性认识：解读行政许可法第12、53条的相关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35]黎军《论通过行业协会实现公众参与》，《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比较行政法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素来重视对域外行政法的借鉴。

[50]唐明良《论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解读及其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该译丛还包括稍早出版的日本织田万《清国行政法》（2003年）、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2003）、铃木义男等《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2004）。

该丛书汇编了相关的理论与实务文章，是教学单位与实务部门建立固定联系（教学基地）的产物。行政法教科书的篇幅呈明显增长趋势。《公务员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最近两年中颁布的重要行政法律。在过去两年中，行政法学研究空前活跃。

[31]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教科书的多元化为学者探索教科书写作提供了机会，但目前集合作品较多，个人独著的较少[6]，有个人风格的也较少。

有过受罚体验的人, 往往对听证制度的评价较低, 且倾向于不利用听证制度。[75]仅熊文钊等少数学者对此类课题进行了研究。

在外国行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专题研究论文。第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29]王天华则介绍了大陆法系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来，裁量一元论（即否认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由裁量的观点）逐渐抬头并取代裁量二元论的趋势。方洁《社团罚则的设定与边界》，《法学》2005年第1期。这些研究具有特定而明确的问题取向，而不拘泥于行政法学的原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部门行政法学研究比较空泛的局面[70]。进入 应松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

于立深《中国公法学现代化的方法论进路》、王广辉《论统一公法学的价值》、杨解君《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每一本文集荟萃了正在行政法学界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数十、上百人。

[34]此外，在公共参与和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问题也得到进一步的讨论。[16]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旗帜下，北京大学罗豪才等学者提出了公法领域的软法现象，主张加强对软法的研究。

余凌云的《行政自由裁量论》，以英国法为主要知识背景讨论了行政裁量的合法性评价标准。[2]所统计的14份核心刊物是《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律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河北法学》。